(评论）粤港澳大湾区的“破”与“立”

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家张圣雷认为，新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以市场为主导，打破行政区域规划的束缚，树立整体发展意识，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协同，形成新的制度机制，动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让落后地区能够弥补发展的不足，发达地区能够克服瓶颈，关键地区能够得到填补。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深入推进的关键一年。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现实国际环境和不利条件下，使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在连接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构建更具弹性和安全性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仅次于美国纽约湾区、美国三藩市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的世界第四大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曾显示，全球经济的60%来自港口湾地区及其直接腹地。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前景必将像其他三个大湾区国家一样，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导技术变革的领导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有17个地区进入全球创新集群100强，数量仅次于美国。其中，深港广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创新集群。由此可见，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梯级联动的区域创新布局，区域创新集群的生命力正在生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地区未来的发展虽然可以预期，但无论从密度、力度、广度和优先度来看，都是空首屈一指的，有望全面超越长三角和京津冀，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市场化程度最高、创新研发能力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活力的国家战略。最大的挑战是“一国两制”下的城市协调发展。与纽约湾区、三藩市湾区和东京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以“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个海关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模式建设世界级的粤港澳大湾区。其社会制度、文化差异、交通运输、协调治理、实施机制等问题更加复杂，跨区域治理成为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树立“抱团一起做”的新的治理思路，让“最难的事”成为最大的优势，是粤港澳重点考虑的问题。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关注区域一体化的真正内涵，理解其本质。常说“一个”就是“在一起”。没错，但这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不强调区域资源的单一整合，而应该体现在战略合作与协调发展的相互转化和促进上，从区域协调的激荡中寻求“全球定位”，从而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求国家层面在制定区域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在更细致的错位竞争中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依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补充。

从过去的大战略和大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建设，还是川渝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西县新区等的建设。在省市两级，虽然发展成果显著，但与规划目标相比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区域分化和无序发展的痼疾，“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没有被打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产业结构同质化和区域分工仍然非常严重，越来越多的跨区域治理问题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治理不仅是治国的基本发展观之一，也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以市场为主导，打破行政区域规划的约束，树立统筹发展的意识，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机协同，形成动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体制和机制，使落后地区能够弥补发展的不足，发达地区能够克服瓶颈，关键地区能够得到填补。(深圳市人民调解员培训基地特聘专家，国际关系博士，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家张圣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