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解码“中国之治”】道德之维：我国国家制度体系彰显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中国文化基础”。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的民族制度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基础，蕴含着丰富而系统的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在“亲”、“敬”的原则下，维护“以礼治国”，主张“以德治国”，重视“以仁治国”，主张伦理道德，主张尊德善道，逐渐发展为“仁、义、礼、智、信、勇、恕、诚、忠、孝”，道家把“德”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普遍规律；墨家确立了以“兼爱”、“利”为核心的义利道德理论，倡导“重利重义”的道德思想；法家正视社会现实，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形成了以“法”为基本准则的独特道德观。可以说，作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实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并持续影响至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崇高理想的战略设计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因素，并被投射到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制度的伟大实践中。历史照进现实和思想照进现实同样重要。研究面向未来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意识形态中国”和“现实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凝聚强大的力量支撑和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大团结”思想传统与党的领导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植根于中国土地的科学制度，包括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等13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其中，领导地位是党的领导制度。历史上，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大一统”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的主流，它超越了“以俗治国”的区域政治传统。虽然中华民族多次遭受战争和分裂，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只有统一中国，才能强大。在“大一统”这一重要政治传统的凝聚力下，中华文明发展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大团结”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标志而存在，而且构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为现代国家在将“历史中国”改造为“现实中国”、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整合前提。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治大国，是烹小鲜”。要达到这种状态，关键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体现。”只有坚持民族棋局，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专心做大事；只有坚持党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仁政”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政权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民”，而政治道德则关乎人民的支持。《论语》曰:“以德治国，如北辰”，《管子》曰:“唯德动天，无远住”，《礼记》曰:“明德，近民，止善”，提倡“修身、齐家、治国”；荀子还指出“统治的结束就是统治的结束”。可见，“仁政”只能通过“以德为主，以德为辅”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人民真正享有最广泛、最全面的民主权利，充分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和崇高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体现。当前，鉴于国内外形势复杂，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全面法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提高全民法律素养和道德素养。

“关注民生”的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蕴含着重民轻王、以政养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尚书》说:“民才是国，国才是最好的”，孟子主张“民为贵，国为次，君为轻”，后汉马琰在《车明》中指出:“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平天下》第三卷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意图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以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全面落实新的发展观，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加快现代经济制度建设，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当前，中国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教育青年、学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活有所养、体弱多病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扶贫，让改革成果越来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崇尚伦理”的伦理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非常重视人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而且以“礼、义、诚”为国家的四个维度，将其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子》说:“仓颉知礼，衣食足知荣辱。”还指出“四维不开，则国亡”，《论语》也提出了“克己”的思想。可见古人早就意识到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化氛围对于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表达了新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要着力培养负责民族复兴的新人，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培育和制度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提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两个《纲要》是新时期巩固全民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把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转化为执政效能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在新时期用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

“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与“一国两制”和中国特色外交制度

《论语》说:“德不独，必有邻”，并指出“和为贵”。可见，和谐是传统社会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在与周边国家的相处上，中华文明包含了亲近、与所有民族和睦相处的外交方式，以及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就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言，中华文明包含着“大道路”、“大同”的理想。中华民族经历过被列强侵略的痛苦。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崛起、富裕到强大的大跃进，但我们仍然坚定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中国坚持国家整体安全观，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于党和人民，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家安全法)最近颁布实施，表明我们有决心和力量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大同”理想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大道之旅也是大众。”《礼记·礼运》描绘了中国儒家思想家的小康社会理想。后来费孝通先生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句16个字的格言:“各有各的美，一个美的美，美与美的美，世界是和谐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加强调“同一个世界”的感觉。诚然，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人民的梦想与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平天下》第三卷中强调，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中国坚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没有恐惧、普遍安全、贫穷、共同繁荣、孤立、开放、宽容的干净、美丽的世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的发展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如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不遇的巨变。变化既带来风险，也带来机遇。面对严峻的全球挑战和人类发展应何去何从的抉择，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以世界为己任，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努力，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要深刻认识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明显优势，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Xi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